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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內(nèi)容提要】柏拉圖在討論“正義”和“理想國”時，專門離題去討論“謊言”，并認為有三種謊言，即真正的謊言、言辭中的謊言和高貴的謊言。高貴的謊言旨在利人利己，但因其微妙而利害參半，故需特別小心。在柏拉圖看來，“高貴的謊言”之所以是正當(dāng)?shù)?，就在于城邦與哲人之間存在著永恒的沖突：哲人與城邦趣味相異，而且哲人的徹底性或“神圣的瘋狂”對城邦也有潛在的危害，如何充分利用哲學(xué)的教化功能，而又不至于為哲學(xué)的瘋狂所傷害，就是柏拉圖式政治哲學(xué)的主要課題。

【關(guān)鍵詞】高貴的謊言/藥物/古典政治哲學(xué)/哲人王

一、高貴的謊言

《理想國》(注：柏拉圖作品的希臘文本采用牛津版IoannesBurnet編本，參考了AllanBloom的英譯本(TheRepublicofPlato,NewYork:BasicBooks,1968)，另參考了郭斌和、張竹明的譯本(商務(wù)印書館，1986年)。)大體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部分，即，正義、城邦、哲人王。在第一個部分和第二個部分之間，有一個“過門”，是理解第二和第三個部分的“津梁”，也是理解這個《理想國》的鑰匙。這個“過門”是蘇格拉底-柏拉圖有意識為那些細心的讀者準備的“藏寶圖”，順著這張地圖，就可以到達蘇格拉底-柏拉圖思想的殿堂。這就是蘇格拉底-柏拉圖對謊言的討論，或者說“高貴的謊言”乃是柏拉圖思想的“方法論”，柏拉圖對這種方法具有高度的自覺。從道理上講，在討論諸如“正義”和“理想”之類崇高主題的地方，突然在中間插入一段對謊言的討論，的確與主旋律大不協(xié)調(diào)。對于這種“莫名其妙”的安排，聯(lián)系到柏拉圖高超的寫作技藝我們需要特別注意。

柏拉圖并不是不知道民眾對“謊言”的意見。真實的謊言本是人神共憤的，因為誰都不會接受對靈魂說謊，誰也不愿意被蒙在鼓里，既不愿意對人撒謊，也不愿意被人蒙騙。既然謊言是一種“惡”，會導(dǎo)致被蒙騙者靈魂上的無知，因此“對于最高貴的東西，以及對于自己靈魂中最高貴的部分(按指靈魂)，誰都不會自覺自愿地撒謊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382a7—8。)蘇格拉底由此得出一個基本理念：人不會自覺自愿地作惡，“惡”應(yīng)該是一種社會現(xiàn)象，受某些條件激發(fā)而產(chǎn)生，具有被動(而非主動)色彩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蘇格拉底這是在為自己后面的“謊言”預(yù)先開脫責(zé)任，同時也暗示他因為被迫進入一個自己不愿意來到的特殊環(huán)境，故而不得不說一點點特殊的假話。

當(dāng)然，蘇格拉底“作假”，僅僅是言辭上說說而已的“謊言”。為此蘇格拉底辯護道，言辭上的謊言，只不過是靈魂上某種不幸的摹本，是靈魂的不幸所生成的一種幻象，不是純粹的謊言。這種“言辭上的謊言”和第一種人神共憤的“真實的謊言”不一樣，第二種謊言不完全是徹頭徹尾的謊言，因為它對人有時大有裨益：對于發(fā)瘋亂來、胡攪蠻纏和傻頭傻腦要干壞事的朋友來說，謊言可以像“有用的藥物”那樣，起到治療和預(yù)防作用?！独硐雵返谝淮纬霈F(xiàn)的“藥物”一詞，同時也有“治療”的含意。但我們需要研究，這種藥物什么時候有益，對誰有益而不至于引起憤恨，它對敵人有沒有用，等等。

所以這種特殊的謊言是一種“處方藥”，必須嚴格管理。用蘇格拉底的話說，這種對人有用的藥“必須交給醫(yī)生，私人絕不能染指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389b5;451a2—7。)大概就是因為這種藥物藥性太猛，弄得不好就會變成害人的毒藥(今人對此著墨頗多)，(注：SethBenardete,SocraticSecondSailing:OnPlato''''sRepublic,Chicago: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,1989,p.18.)搞不好就要家破人亡，甚至亡國，因為謊言對城邦來說，具有顛覆性和毀滅性。蘇格拉底在第十卷開頭處討論詩藝時，還談到了類似的情況：如果沒有了解它的所是(或“本質(zhì)”)，不知道它無非就是一種藥物，那些聽到詩藝(或前面所說的謊言)的人，他們的思想就會受到損害。

為什么要用“言辭上的謊言”這種利害參半的“藥物”?

首先是因為人的有限性。人的認識能力、判斷力和行為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不得不根據(jù)人的天性而設(shè)計出不同的法門，大概可以用“因地制宜”來概括，其目的不過是要“因材施教”。蘇格拉底從神不需要謊言來反證了這一點，他說，神是全知的，也就是知道古事，在禮法時代，知道古事就是知道萬物的“自然”或“道”；神中間也沒有撒謊的詩人；神不會因害怕敵人而說謊；神沒有愚蠢和瘋狂的朋友。蘇格拉底總結(jié)到：“因此，就不存在神會為之說謊的事情”，(注：《理想國》382e4;另參389b3。)謊言對神來說，沒有任何用處，“精靈和神明全然沾染不到謊言”，神明在言行上也的確就是單純(或“坦誠”)而真實的了。蘇格拉底如此贊美神明，是要在對比中襯托出凡人的卑微和有限來。神明所具有的上述優(yōu)點，人都未必沾邊。逐一對照中，蘇格拉底的潛臺詞是說，凡人是無知的，凡人中有撒謊的詩人，凡人會因為害怕敵人而撒謊，凡人身邊多的是愚蠢而瘋狂的“朋友”。蘇格拉底這里并不是為人們?nèi)鲋e進行辯護，而是打算用言辭的謊言來醫(yī)治無知(不知古事即不懂規(guī)矩)，在蘇格拉底看來，無知是萬惡之源；修理撒謊的詩人，以免他們褻瀆神靈、敗壞青年；讓人勇敢而不怕敵人，就不會撒人神共憤的“真實謊言”；治療和預(yù)防朋友們愚蠢和瘋狂。所有這一切，無一不是古典政治哲學(xué)的基本目標，整個《理想國》就是以言辭上的謊言來實現(xiàn)上述目標，其中最后一條，即治療和預(yù)防愚蠢和瘋狂，實是《理想國》清明理性或?qū)徤鞯慕^佳例證：《理想國》與瘋狂的“理想主義”不沾邊。

其次是因為年輕人的天性而不得不使用必要的藥物。年輕人純真善良，容易上當(dāng)受騙，而且冒失糊涂，沒有頭腦，判斷力低下，“年輕人無法分辨什么是隱微的東西，什么不是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378d7—8?！半[微”對應(yīng)的希臘文是huponoia，它的第一條義項是“懷疑”、“猜想”，引申為第二條義項就是“事情下面(內(nèi)部)的真義”，“深一層的意思”、“暗含的意思”和“喻義”。這里譯作“隱微”，符合施特勞斯所說的“隱微學(xué)說”(esoterics)。)就“審慎”來說，很多東西都不應(yīng)該讓年輕人聽到，比如諸神爭風(fēng)吃醋、明爭暗斗，因為他們對世間的惡還沒有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。所以，一個仁善(或“好”)的法官應(yīng)該不是年輕人，相反，法官應(yīng)該對這些愣頭青負責(zé)。對于特別需要“理智”的年輕人來說，很難聽從于“理智”，這時，言辭上的謊言就是其中一種有效的方式。

第三是不要害己害人。這是蘇格拉底的歷史命運所得出的古典政治哲學(xué)的經(jīng)驗，“害己”是說哲人在與城邦的沖突中，因“敗壞青年”和“不信奉城邦所信奉的神”，最終讓自己身陷窘境，甚至喪命(哲人與城邦的關(guān)系，詳下)。在《理想國》中，蘇格拉底雖躊躇再三，最終還是被迫說了一些“必須說”的東西，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不知道個中三昧。蘇格拉底對此畏懼有加：“我怕的是在真理面前，在最不該摔跟頭的地方摔了跟頭，自己一個人摔了不算，拖累朋友們，他們也就必然都會慢慢地倒下?！蚁Ｍ茏C明，失手殺人者，其罪尚小，而在禮法中的高貴、仁善和正義方面欺世盜名的人，其罪大矣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389b5;451a2—7。)蘇格拉底深知，要達到這樣既不害己又不害人的“理想”境界，而動用“有益的”謊言，本身就是一種“冒險”。但即便如此，或準確地說，正因為如此，才(更)需要言辭上的謊言，所以真理需要密傳，蘇格拉底說，最好是閉口不談，如果有必要談的話，也應(yīng)當(dāng)盡量少人聽到，并把它當(dāng)做不可說出去的秘密，為了聽到真?zhèn)鳎€要獻祭，祭品可不是容易搞到的豬，而是極不容易鋪排的大型獻祭，好讓它只進入盡可能少的人耳中。

最后不僅不要害人害己，反而要利人利己。蘇格拉底說：“城邦的統(tǒng)治者，如果可能的話，為了城邦的利益而向敵人和公民說謊，都是適宜的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389b7—9。)當(dāng)然，如前所說，蘇格拉底在此再次強調(diào)說其他人對這種特殊的技藝千萬不能染指。統(tǒng)治者要掌握時機、對象、分寸和場合，所以城邦極其需要最高明的統(tǒng)治者，人類尤其需要，或者說人這樣一種東西尤其需要最高明的統(tǒng)治者。原因就在于人的天性之不足，必須大量服用那類藥物(即，言辭上的謊言)，這就需要主治醫(yī)生具有特別的能力，“哲人王”的設(shè)計似乎順理成章。反過來說，由于人本身的孱弱和人間不移的上智下愚關(guān)系，“我們的統(tǒng)治者為了被統(tǒng)治者的利益，似乎不得不使用大量的謊言和欺騙，當(dāng)然我們也說過，謊言和欺騙起到的是藥物治療的作用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459c8—d2;494a6;428e7—429a3;495a5—7;491e2—3;490a8—b1。)這樣一來，“言辭上的謊言”就成為“高貴的謊言”了。蘇格拉底在“高貴的謊言”中，就獲得了他的第三重身份：素王。

二、哲人與城邦

蘇格拉底不僅向在場的年輕人宣揚了“高貴謊言”的理論，而且自己自始至終都在暗地里實踐著這種理論，也就是不斷地說著高貴的謊言，“共產(chǎn)主義”和“哲人王”是有目共睹的“高貴謊言”，而且蘇格拉底處處自相矛盾地給年輕人講那些年輕人不宜聽到的內(nèi)容，這種“此地?zé)o銀”的巧妙安排，更是隱秘的“高貴謊言”。為什么要這樣自相矛盾、而又如此大張旗鼓地兜售他那“窈兮冥兮”、半真半假的“理想國”藍圖呢?除了上述原因以外，哲人與城邦的永恒沖突，也是一個關(guān)鍵原因。

1.哲人

哲人在城邦中總是少數(shù)(少得只有靠運氣才會有)，而民眾則為數(shù)眾多，柏拉圖僅僅憑這一點就斷定：“搞哲學(xué)的人就必然要受到他們非難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459c8—d2;494a6;428e7—429a3;495a5—7;491e2—3;490a8—b1。)這里的“他們”除了民眾而外，還包括“智術(shù)師”和假哲人。柏拉圖在這里首先就把真正的哲人和智術(shù)師、假哲人區(qū)別開了。實際上“智者”(即智術(shù)師)并不智慧，而假哲人同樣如此，反而使哲學(xué)蒙受最為巨大和最為猛烈的誹謗，真所謂為之反倒損之，讓人想起尼采在《快樂的科學(xué)》第125節(jié)借“瘋子”之口所說的話：殺死上帝的正是我們這些貌似信仰上帝的人，對基督信仰危害最大的正是基督教本身。

哲人雖然不一定有智慧，但他們是熱愛智慧的人，這樣就必須首先了解什么是智慧，否則豈不容易愛錯對象?智慧不等于知識，實用的知識也不是智慧。那么什么是智慧?柏拉圖所說的智慧不純粹是形而上學(xué)的思辨性能力，而是關(guān)切現(xiàn)實的干練安邦定國之才。關(guān)心城邦、立足現(xiàn)實、憫懷生民，這就是古典政治哲學(xué)的特色。所謂“智慧”，在柏拉圖看來，就是從事政治，為老百姓的生活編織一張足以安居樂業(yè)的社會經(jīng)緯，因為“根據(jù)自然而建立的城邦，整個兒都是智慧的，它來自于領(lǐng)導(dǎo)和統(tǒng)治的知識。在各種各樣的知識中，唯有這類知識才應(yīng)該被稱作智慧，而這種知識自然只有極少數(shù)人才擁有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459c8—d2;494a6;428e7—429a3;495a5—7;491e2—3;490a8—b1。)真正的哲人具有唯一的(實踐)智慧，其他知識不過是實踐智慧的輔助，就因為城邦的智慧和每個人靈魂中的智慧是一模一樣的。而擁有讓人安身立命知識和智慧的，則是古典政治哲學(xué)意義上的哲學(xué)家，他們天生既適合于研究哲學(xué)，也適合于領(lǐng)導(dǎo)城邦。既然天降大任于哲人，則對哲人各種素質(zhì)的要求也就非常高：《理想國》第六卷開頭幾頁都在講哲人的天性或本質(zhì)，即愛智求真、死守善道、英勇無畏、視野廣闊、博聞強記、進退有度、節(jié)制審慎、溫文爾雅，在神和人的事務(wù)上都追求整全，觀察一切時代的一切東西，帶領(lǐng)人民走向幸福，實在有如張橫渠所云：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(xué)，為萬世開太平”。

在柏拉圖的筆下，哲人幾近于神矣：觀察一切差不多就是“全知”，同時適合于理論和實踐差不多可算“全能”、正義無私即是“全善”。因此，擁有剛才所說的每一種天性而稱為完美哲人者，可謂少之又少，那些稀有的品質(zhì)只會出現(xiàn)在少數(shù)人身上。即便世間真有那些品質(zhì)，也不會生長在同一個地方，而是散布在少數(shù)人各自的靈魂里，真所謂“此事古難全”。即使有的人天生具有哲人的稟賦，一旦受到惡的干擾，也會夭折：“哲學(xué)天賦的那些要素，如果教養(yǎng)不當(dāng)，最終就會成為被驅(qū)逐而搞不成哲學(xué)的原因”，(注：《理想國》459c8—d2;494a6;428e7—429a3;495a5—7;491e2—3;490a8—b1。)結(jié)果就遮蔽了自己的哲學(xué)天賦，最終離開了哲學(xué)的行當(dāng)，對于未來的哲人來說，當(dāng)然也就算是夭折了，而且“具有最好天賦的人一旦受到壞的教育，會變得尤其壞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459c8—d2;494a6;428e7—429a3;495a5—7;491e2—3;490a8—b1。)于是那些最適合搞哲學(xué)的人就這樣遭到流放，讓哲學(xué)變得受冷落，哲人們也過上了一種并不適合的甚至是不真實的生活。此后，那些不適合哲學(xué)的人，看見她像一個失去了親人的孤兒，就來侮辱她，對哲學(xué)為所欲為。這樣的結(jié)合必然生出“雜種和孬種”，在思想和意見方面，便會生出智術(shù)/詭辯來，與審慎和真理毫無關(guān)聯(lián)，于是社會就更加禮崩樂壞。哲人的邊緣化和社會禮法的“大地陸沉”和“天崩地裂”互為因果：禮崩樂壞導(dǎo)致哲人的流放與闕失，而哲人的離棄更加重了社會漂浮無根的狀態(tài)。哲人面對轟轟烈烈的變故，也只能哀嘆“泰山其頹乎!梁木其壞乎!哲人其萎乎”!

2.城邦中的哲人

從哲人這一方來看，他們之所以必然受到非難甚至受到迫害，就在于哲人所追求的東西，蘇格拉底深知其中的奧妙：“我知道全部絕對真理既招致嫉恨，也很難實現(xiàn)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459c8—d2;494a6;428e7—429a3;495a5—7;491e2—3;490a8—b1。)在蘇格拉底看來，一個人如果轉(zhuǎn)向了哲學(xué)，追求與眾不同的東西，那么大家就會覺得他沒有什么用處了，準哲人就成了他們的“他者”甚至“敵人”，大家就當(dāng)然要組織私人的陰謀和民眾的審判，來“勸導(dǎo)”、消磨和迫害他。這是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真實寫照，也是古往今來眾多哲人的“歷史”命運?！独硐雵分械奶K格拉底則自己站出來陳述自己在城邦里的獨特處境，盡管他以為自己這種境況在哲人身上可能是司空見慣，不值一提，但他認為自己身上具有神跡或神兆，并把這種與神溝通的方式同哲人聯(lián)系起來。在蘇格拉底看來，哲人和城邦民眾的關(guān)系就是這樣一副圖景：“成為了這一小撮中一員的那些人，擁有它(按指哲學(xué))就嘗到了甜頭和福氣，同時，他們也已經(jīng)充分地看到了多數(shù)人的瘋狂，看清那些管理城邦事務(wù)的人沒有干什么好事，也知道沒有盟友可為正義之助，使他們免于毀滅。毋寧說，這些哲人全象一個人落入了野獸群中一樣，既不愿意為虎作倀，又不能單槍匹馬地對抗所有野獸，結(jié)果就會喪命，對城邦或朋友沒有什么用處，對自己和他人也沒有任何益處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496c5—d5;497a3—5;365d7—e1;497b1—3;441e4—5;473c11—e2。)此前蘇格拉底還打了一個比方，也就是進行了一次肖像刻畫，描述了一個優(yōu)秀的船長被篡權(quán)后的窘?jīng)r，以此說明：最高尚的人在和城邦關(guān)系方面，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，蘇格拉底還明確地說，這就是真正的哲人與城邦之間關(guān)系的相似寫照。

柏拉圖在“洞穴喻”中，還談到了哲人與城邦之間的這種微妙關(guān)系甚至可能是致命的。哲人逃離洞穴之后，見到了真實的世界，見到了太陽，如果這時他被迫回來布道，再次下降到洞穴中。首先他的眼睛會不習(xí)慣于洞中的黑暗，在短時間內(nèi)視力會變得模糊，如果這時不得不就那些墻上影像，同那些長期困在洞穴中的囚徒進行爭辯的話，他就會成為洞中人的笑柄，大家會說他上去后，回來眼睛就壞了，由此得出結(jié)論說“上升”是不值得的。對于這個試圖釋放他們，并帶領(lǐng)他們上升的哲人來說，如果這些被判無期徒刑的洞中人能夠掌握他并處死他，那他們就一定會處死那個先行者。蘇格拉底接著直接把那個先行者說成是哲人，哲人的天性即在于沉湎于思辨/觀察，于是當(dāng)有人從神圣的思辨，回到人世間的惡時，由于視力模糊，還不夠習(xí)慣于周圍的黑暗，就被迫在法庭上或別的什么地方，就正義的影子或影子的表象進行爭辯，并辯論那些從未見過正義本身的人所理解的那種“道”，那的確丟臉可笑，更有性命之憂。

哲人與城邦的關(guān)系如此尖銳，哲人王的說法真是不可思議。面對此情此景，哲人該怎么辦呢?一方面哲人只好聽天由命，正如孔子所謂：“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”!(注：《論語·子罕》。)蘇格拉底則說：“如果不是偶然碰到合適的政制，哲人的成就不會登峰造極。因為在一個合適的政制中，哲人才更能成長，也才能公私兼顧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496c5—d5;497a3—5;365d7—e1;497b1—3;441e4—5;473c11—e2。)但這顯然需要神明的幫助和恩賜，因為“偶然”指的是一種好運道，而這種定數(shù)是來自于神的。反過來說，如果有神明相助，民眾其如予何!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神必須存在，因為“如果沒有神明，或者神明根本就不關(guān)心人間事務(wù)，那我們干嗎還在乎做了壞事要躲著他呢”?(注：《理想國》496c5—d5;497a3—5;365d7—e1;497b1—3;441e4—5;473c11—e2。)這句話完全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那句名言的另一個版本：“假如沒有上帝，什么都是可能的”，人也就可以為所欲為，這對社會、對個人、尤其是對哲人來說，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

但這種好運氣畢竟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并不是每個人都會受到神的護佑和眷顧，蘇格拉底似乎就沒有這么好的運氣——他身上的精靈并不是城邦神，還因為他生活在一個逐漸沒落的高貴王朝之中，結(jié)果“當(dāng)今沒有一個城邦適合哲學(xué)本性，哲學(xué)的本性就因此而翻轉(zhuǎn)和變壞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496c5—d5;497a3—5;365d7—e1;497b1—3;441e4—5;473c11—e2。)哲人又該怎么辦呢?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出面建造一個合適的城邦，這樣既能實現(xiàn)正義，又能保住哲人的本色乃至性命——即便清高的哲人本是不屑于城邦俗務(wù)的，但這種被迫的下降可謂兩全其美，又何樂不為?

3.哲人王

那么又如何建立并保持一個正義的城邦呢?蘇格拉底如同《政治家》中的那位愛利亞客人一樣，認為光靠立法，那是無法保障正義的，因為法律很容易流于形式，成為一紙空文，而且世間萬物不勝其繁，法律不是千手觀音，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尤其在壞政制中，法律毫無用處，一事無成。蘇格拉底特別注重理智，我們差不多可以把他的立場概括為“理智至上”，在他看來，“理智既然是智慧的，是為整個心靈而深謀遠慮，還不應(yīng)該由它起領(lǐng)導(dǎo)作用嗎”?(注：《理想國》496c5—d5;497a3—5;365d7—e1;497b1—3;441e4—5;473c11—e2。)盡管實際上哲人并不愿意統(tǒng)治，但蘇格拉底這種立場的自然而然的結(jié)果就是“哲人王”：“除非哲人在城邦中成為國王，或者我們現(xiàn)在稱為國王和統(tǒng)領(lǐng)的那些人，能夠真正地和充分地研究哲學(xué)，集政治權(quán)力和哲學(xué)于一身，……否則，城邦將禍害無窮，我覺得人類也將如此，我們剛才在言語中描述的城邦也不可能從自然中產(chǎn)生，即便有可能產(chǎn)生，也見不到陽光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496c5—d5;497a3—5;365d7—e1;497b1—3;441e4—5;473c11—e2。)如果哲人不當(dāng)王，萬古如長夜矣，城邦和個人都將遇到永無寧日的“惡”，共產(chǎn)主義理想國也無法實現(xiàn)。只有近乎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哲人出面來管理，城邦才會有正義，個人也才會有幸福，因此必須把哲人確立為最嚴格意義上的護衛(wèi)者。

哲人為什么這么厲害?一方面，哲人立天立地并在神圣的思辨中與神明交通，所以自己也就沾染了一些神性。盡管對哲人的誹謗、中傷和怨恨無時不有、無處不在，但是，哲人絲毫不為這些東西所困，他看到并沉思了永恒的東西，發(fā)現(xiàn)這些東西各自相安無事，并根據(jù)理性而井然有序，于是就摹仿那些東西，竭力讓自己與它們相像。結(jié)果，“與神性和秩序打交道的哲人，在凡人可能的范圍內(nèi)，也就變得秩序和神圣了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500c9—d1;500e2—4;517c8—9;499b2—c2;516e1—2,519d5—6;540b2—5。)另一方面，哲人不僅獨善其身，還要兼濟天下，他們把自己從神圣存在那里獲得的東西，運用到世間，就仿佛神明的人，從而給人類也帶來秩序和神性。蘇格拉底具體說道：“如果沒有畫家根據(jù)神圣的范式為城邦勾畫出藍圖，城邦就永遠不可能幸?！?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500c9—d1;500e2—4;517c8—9;499b2—c2;516e1—2,519d5—6;540b2—5。)當(dāng)然，如前所述，這種幸福不是單向的，如果哲人能夠出掌城邦，不僅城邦有福，哲人自己也有福了：如果哲學(xué)(哲人亦同)能夠生逢最好的政制，而哲學(xué)本身也是最好的話，顯然哲學(xué)就確實是神圣的了。

但醉心于神圣思辨的哲人，卻不太樂意“誤落塵網(wǎng)中”而羈絆于人事，因為“到達那個高度的人，不愿意管人間的俗務(wù)，他們的靈魂倒是愿意總把花時間在更高的東西上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500c9—d1;500e2—4;517c8—9;499b2—c2;516e1—2,519d5—6;540b2—5。)但為了達到理想的境界，就由不得哲人逍遙了，必須強迫他們來管理城邦。那么，誰來強迫哲人呢?這里的情形就如同哲人與城邦的關(guān)系一樣，首先靠的是機緣，也就是靠神明，尤其掌管“必然性”的命運女神：“某種冥冥之中的定數(shù)(必須)強迫這少數(shù)并不邪惡的哲人去掌管城邦以前——不管他們愿不愿意，讓城邦服從他們；或者當(dāng)權(quán)者的公子或國王的太子，因為某種“神圣的靈感”，而真正喜愛上了真正的哲學(xué)，否則城邦和政制絕不會變得完滿，個人也同樣不會變得完美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500c9—d1;500e2—4;517c8—9;499b2—c2;516e1—2,519d5—6;540b2—5。)

另一方面，還要靠當(dāng)權(quán)者的命令，強迫哲人下降到洞穴中去，盡一個哲人的義務(wù)。城邦的建立者首先要強迫最好的天性，讓他們學(xué)習(xí)最好的東西，讓他們看到善，并由此上升。但從洞穴中逃出來的人，既然已經(jīng)看到了美麗的真實世界，看到了太陽，覺今是而昨非，便“寧愿忍受一切東西，也不愿過那種(囚徒)的日子”，再也不愿意回到洞穴中，“和他們同甘共苦、榮辱與共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500c9—d1;500e2—4;517c8—9;499b2—c2;516e1—2,519d5—6;540b2—5。)既然法律的目的不是為社會中某個階層的人謀福利，而是為了整個城邦的幸福，因此就不能允許他們僅僅獨善其身，強迫他們必須下降到洞穴中去領(lǐng)導(dǎo)民眾。統(tǒng)治者在塑造好哲人之后，還要再派他回洞穴去，在軍事或其他適合年輕人干的事情上，強迫哲人去統(tǒng)治，讓哲人“掛職鍛煉”，最后，“當(dāng)輪到哲人統(tǒng)治時，就要勤于政務(wù)，并為了城邦的利益而統(tǒng)治。這樣做不是因為高尚，而是出于必需”。(注：《理想國》500c9—d1;500e2—4;517c8—9;499b2—c2;516e1—2,519d5—6;540b2—5。)

總之，正是哲人與城邦的微妙復(fù)雜關(guān)系，才導(dǎo)致了“高貴謊言”的誕生，而“高貴的謊言”既規(guī)定著哲人與城邦的關(guān)系，也調(diào)適著這兩者之間的關(guān)系，使二者相得益彰，“生活之樹”因此而常青。